《伟大的博弈》 作 者：[美]约翰. s .戈登.著 祁斌.译

公司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司出现前，一个人如果要技资，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合伙投资，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公司至少在也律意义上是一个"人"一一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陆人。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它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公司也可以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井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投资。

在这里，公司的"有限责任"的概念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使得公司成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投资者因此敢于将他们的资源放在一起来谋取利益，而不必冒个人破产的风险。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合伙企业，但只有政府才能批设一个法人。在英国，这是王室的特权。但是在整个殖民时代，英国王室在美洲殖民地只批准设立了7 家公司。独立战争之后，王室批设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各个州政府。就像所有的立在主程序一样，相比于其他(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公司批设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在19 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的商业和政抬是怎样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当时，大部分的公职人员都在公职之外兼职，而且，没有人觉得利用公职为私人谋求福利有什么道德问题。有一些人，如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洁白无瑕的，但大多数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 世纪30 年代，如果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①向他的客户寄去了一张500 美元的账单一一因为参议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同一人)在一条立法中加入了有利于他这位客户的修正条款，没有任何人，包括韦伯斯特和那个客户，会认为这在战律上或是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纽约的政治几乎和今天的一样复杂。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已经认识这些纽约的政客们60 年了，但对我来说，他们仍像魔鬼一般难以理解。"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亚伦·伯尔①一一一个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互相纠缠的纽约人一一想开一家银行时，他不得不以开一家自来水公司的名义来迁回获得许可。

在杜尔破产案尘埃落定后，纽约城只剩下两家银行在继续营业一-纽约银行(它并准有被美国银行收购，相反，它一直保持独立至今)以及美国银行在当地的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汉密尔顿厌恶投机取巧的高手伯尔，但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手里。虽然汉密尔顿在两家银行不再持有股份，但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两家银行的运作，甚至在他1795 年离开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以后也是如此。作为纽约联邦主义党的领袖，他使得当地杰斐逊主义派的商人们很难得到贷款和其他的银行服务。

亚伦·伯尔，纽约州的民主共和党人(这是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称号) ，决定打破这种垄断。如果能够建立一家他能控制的银行，或至少深受他影响的银行，将大大加强他和他的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这样一家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援助来诱使那些动摇的联邦主义者加入民主共和党人的阵营(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向花天酒地的伯尔此时也正在考虑借此将自己从混乱的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从联邦主义者控制的州政府拿到这样一个银行的"准生证"。

伯尔当然知道，哪怕有一点点他要开办一家银行的风声，都会立刻引起在奥尔巴尼②的立战者们的深深怀疑。所以，伯尔，美国历史土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得到好下场) ，炮制了一个方案，名义土是为纽约城居民提供急需的饮用水而开办一家自来水公司，但实际上他将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条款巧妙地隐藏在了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只有纽约和香港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这些井有些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 世纪末期，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多的城市废水所污染。富人能够买得起水贩们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了。伤寒和霍乱等流行病越来越肆虐，尽管这些疾病和脏水的关系直到19 世纪中叶之后才被人们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