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从周期理论来解释，当前美国是房地产周期，投资周期和库存周期三周期共振向上，其中周期高点可延续至2017年附近，虽然在2015年二季度左右美国经济可能出现库存周期回落，但这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核心回归美国的进程。而2012年以来，欧洲、中国和日本都处于中周期的下行期的库存周期反弹，我们当时认为，美元的加速升值阶段将在2014年下半年，因为2014下半年是本轮世界库存周期的高点，由于美国的库存周期回落将滞后欧洲或者中国两个季度，从而美元的加速就将产生在欧洲和中国库存周期见顶之时，这就是当下的格局。

虽然现在全球都处于库存周期的高点位置，但2015年二季度之后，欧洲和中国的颓势会越来越明显，那时如果美国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态势也许会更明显，而那时世界经济动荡程度会如何，可能取决于美国的加息时点、中国的地产价格等多种当前不可测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009年以来反危机已经经过了6年时间，全球经济稳定运行的阶段正在结束中，从2015年至2018年，我们认为全球都面临着经济波动的加剧。彼时，大宗商品在经历了B浪反弹之后，可能因为需求的减弱而重新步入熊途，上游价格的回落有可能加剧库存周期的波动，强化去库存的过程，从而这也可能是经济加剧波动的重要因素。

谁将被毁灭

美元的确定升值周期一定会对附属国经济产生影响，康波衰退一定以一个强势美元结束。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国家将被毁灭，而现在看来，首当其冲的是资源国。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经济中枢长期的下移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其对资源需求的边际下降,已经促使大宗商品在2011年美元底部的时候出现了康波头部，这个头部理论上持续30年。2011年以来，资源国的增长每况愈下，而当前美元的加速下行，也促使大宗商品在短期反弹之后加速下行，从而资源国的增长问题将日益突出。从以往的康波研究来看,此时世界范围内局部冲突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所以，军工的活跃是有理论根源的。以我们的理解看，我们短期需要密切关注资源国的动向，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走势，我们的猜测是，本次被毁灭的应该是欧洲或者资源国的部分国家。

中国三周期共振回落与真正的低点在何时

需要再次强调的观点是，2014年是中国房地产周期的高点，（《中国的房地产周期》）而这个拐点之后，地产周期将步入5年的调整期，至2018年结束。虽然当前有观点认为房地产周期的调整是温和的震荡式调整，但这是一种静态分析，我们看来，房地产周期的调整与经济调整之间是一个互相强化的过程，而且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没有什么一定会如何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房地产周期调整时的大类资产配置体现岀“股熊债牛”的特征，这是我们系统研究的结论（《地产周期大拐点之后的投资策略》）。

与世界经济的波动加剧相呼应的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三年收敛期已经结束，过去三年的经济收敛，本质上是投资周期向下，库存周期向上的结果，但收敛绝不是永恒,我们认为自2014年四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将向下突破，从而完成第二次中枢下移。而按照我们对工业化的理解，中国的中枢下移将分三次完成，在2016年出现第三库存周期反弹之后，中枢下移的完成当在2018年，也是本次中周期的低点位置，同时也是地产周期调整结束的时点。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我们的观点总结如下，2014年四季度开始，地产周期、投资周期、库存周期共振回落，2016年一季度触底反弹，随后展开第三库存周期反弹。而真正的中国经济低点将在2018年出现，是地产周期、投资周期、库存周期共振低点。

从我们对经济的中期趋势的认识来看，在经济动荡加剧的状态下，我们很难想象出中国会出现一个资本市场牛市的环境。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房地产周期调整的大背景下，股市不会出现牛市，我们发现随着中国房地产投资属性的下降，资金配置向资本市场的转移是一种短期的推动力量，但从中期来看，这是从一种毁灭走向另一种毁灭,现在对资本市场的过度乐观一定会在三年内的某一时点付岀代价。

制度的边界与改革的核心

有观点以东亚国家为例指出改革可以催生牛市，我们认为这个观点需要仔细推敲。什么样的改革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牛市，需要进一步研究。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工业化中期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动荡？而这种动荡首先带来的是熊市的加深，而并不是牛市。我们并不期望这种动荡出现，从而缓慢的改革将可能从一些方面带来经济层面的改善，但我们相信，和缓的改革决定了它不足以阻挡经济波动加剧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早在2008年我们就曾经指出，中国经济和社会将进入制度变革期，而这种制度变革是由投资模式不可维系所推动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制度变革的核心是分配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此问题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主导原有分配模式的旧的增长方式还在不断地膨胀中。改革必然需要经济波动的推动，创造性毁灭是经济周期运动的根本动力，2015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和改革，就是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