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这五个方面更是我们寻找中国成长的重要线索。

这是我们关于工业化走向成熟的一个现象描述，而对于促进结构变化的本质问题而言，可能应该循着这样的线索展开：

其一，需求的转向（增长模式）；

其二，结构升级的继承性（投资强化及其结构变化）；

其三，要素的变更（刘易斯拐点）；

其四，周期遗留问题（流动性过度释放）。

需求转向：工业化升级是根本所在

根据历史的经验看，英国、美国等老牌工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与长波周期的复苏和繁荣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工业化起飞和成熟阶段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长波周期的繁荣期中。日本则与英美有所不同，日本1956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准备阶段，从1956年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从1965年左右从工业化起飞阶段向成熟期转变，在75年左右基本完成工业化成熟期，并向大众消费时代迈进。即日本的工业化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是处在长波周期的复苏和繁荣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大部分时间处在长波的繁荣阶段，不过,在日本工业化成熟阶段的后期，全球经济已经处在长波繁荣和衰退的转折时期。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工业化正逐步迈向成熟阶段，而全球长波周期已经陷入了衰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升级将是在全球经济长波周期衰退阶段进行的，中国工业化成熟阶段的发展挑战要大于日本。从本质上讲，长波衰退是一个总需求下降的过程，而工业化升级是一个新产能不断被创造的过程，即是总供给扩大的过程。为此，如果中国内部对总供给的吸收能力不能扩大，那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受长波统治；如果中国能够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那工业化的上升浪将盖过全球衰退的下跌力量，中国还可以保持较高增长。也就是说，工业化升级是中国面临外需萎缩下的根本性的内需拉动战略。

但是需求转变不等于消费将在经济增长中占有主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投资仍是未来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而消费作为稳定的增长部分，从不可能支撐超过6%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的结构转型从方向上虽然可以总结为由投资向消费的转换，但从未来十年的方向上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是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的主导力量。所以，未来资本市场投资仍不会是一个抛弃投资品的年代。2010年之后的高投资将是中国工业化转型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继续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长水平，这是工业化中结构的继承性。

结构升级的继承性：投资强化及投资结构的变化

工业化起飞之后是一个可以获得继续向前发展但存在波动的阶段，这时由于投资率的较高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自动性和持续性，这种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是一种可能的“自动增长”。这种自动增长可能性的大小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水平，即资本积累的程度，也决定资本投资周期或中周期能否顺利开启。具体而言取决于：一是原主导部门的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能否继续发挥，即旧主导部门作用的下降不是骤变式、崩溃式的。或者旧主导部门通过技术、模式、组织等创新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新旧部门的转化是否顺利，新主导部门可以不断替代旧主导部门会引起“起飞过程的不断重复”，这与熊彼特的“破坏均衡”异曲同工。这一因素一是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二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所以按照我们研究的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的规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在速度和结构上都发生变化。但是，此时，固定资产结构的变化才是关键，因为此时的结构决定了此时的速度。日本在工业化走向成熟期间（1965-1974年），固定资产的投资结构有了明显的向装备业转移的倾向，这是一个工业化的产业演进规律，这也是我们看好装备业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