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简言之，对于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要强于结构变化，因为美国的结构变化往往是结构性调整的变化，比如消费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升级，但是消费的比重却保持相对稳定。对于中国，结构变化的影响力要强于周期波动，即便是假设有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能将中国拉入一个长期衰退的境地，经济增长迅速回归到原有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更为巨大，结构演进对于经济增长和市场投资而言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寻找成长的方向和线索。

前文提及大级别的结构性变动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变迁问题，但是这个结构变化是存在于周期的变动中的。所以，低级别的结构变动在每一个周期中都存在。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任何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新起点都是从结构开始的，一般都是先有结构的变化再有经济增长的明显变化，这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熊彼特在创新经济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中就指出，任何的经济新增长及其中的结构演进的开始往往是在几个毫不相关的行业中展现出来的，“任何的增长问题都是结构问题”。因此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未来的中周期启动也会存在一个结构性变动，但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只是周期发动力量的变化，不代表一定是结构的进步。而对于中国而言，一定是靠结构的进步来发动周期，为此我们理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美国更高的信心。

实际上，经济结构的变化往往都是投资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投资的结构变化一般都体现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的先行指标，随之而来的就是结构的变化和增长模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迁都是具有一定的承前启后性，即结构的变迁不会完全地抛弃旧的结构而全面转化为一个新的结构，为此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结构问题。对于老的结构，如果存在产业升级的机会，那他们还是可能获得新生的，而不会立即成为一个夕阳产业；对于新的结构，主要是以新兴的产业为主导的，但是，新兴产业并非代表一种必然。为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结构的演进问题，即从结构线索寻找成长性，也需要区分新旧两个方面。

对于我们的逻辑而言，跟踪结构变化最好的途径无疑是对工业化进程的考察。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进程主导下的资本投资周期，即中周期。它甚至可能主导这个经济体的周期特征，而将短期和长期的趋势性力量抵消，即结构演进可能存在新的起点。所以，结构起点的寻找历来是将大级别的结构变动和周期级别的结构变动结合在一起的，而作为结构变动剧烈的中国而言，大级别的结构变动是寻找机会的起点。

走向成熟之后：寻找成长的线索

如果从工业化进程来说，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似，都是处在一个工业化起飞向成熟的升级过程中。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工业化的扩散，将现有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所有资源和产业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我们在2008年的《走向成熟》中已经做了系统的描述，现在看来这些是已经、正在或者将发生的变化：

第一，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仍将持续，但投资的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二，生产能力规模化，资本集中趋势强化，经济出现大型化，尤其是中游偏上产业；第三,新老主导产业的交替，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中游产业的膨胀以及装备制造业的繁荣;第四，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进入加速期；区域差异达到顶峰，并出现去差异的进程，城市化扩散开来；第五，收入分配不均达到一个高峰，分配改革将实质性进行，出现多样化消费，为大众消费时代作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