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所以，中坚企业的成长也就是中游的膨胀，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它事实上伴随着产业组织的变化，大企业的发展带动与其相关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种产业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给往往处于底层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带来了空前的奇迹。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这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所建立的新的较为稳定的共生关系。

6.结构主义的薪火

——周期波动、结构演进与制度变革

结构主义的薪火

资本市场研究逻辑

2009之前，在经济的繁荣期使用总量的研究逻辑是一种更贴近客观的方式。但是,按照我们对长波的理解，我们说的2010年4月的大拐点是一个相当大级别的问题。根据我们对长波运行中经济特征的研究，在未来的2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边际递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依据总量进行投资的逻辑只可能是一个反弹波段取胜的问题。而且,作为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在长波的衰退期可能面临着一些适用性的问题，最为现实的问题是，长波的转折点，理论上就是流动性的转折点，这与金本位还是美元本位无关。

现实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货币释放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继续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很低，可能无法对冲总需求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下滑，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收和消化已经达到一个极值，长期流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在长波衰退之后的这个历史阶段，实体经济无法继续吸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已经无法对货币的宽松和持续宽松做出理性的反应，因为这个阶段，不断下滑的总需求制约了微观主体的行为，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而对流动性宽松程度的反应已经事实上下降。

自2005年以来，我们就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框架在分析经济和市场，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其效果，是在2007年长波进入剧烈的衰退期之后，我们对重要顶底的预测说明结构主义框架在显示其作用。惊人的巧合是，在上一次长波的衰退及萧条期(1966—1980)，西方经济学对结构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而在此之后，由于长波进入了复苏期，结构主义的周期研究开始衰落。所以，任何的理论框架都是应运而生，而不可能统治久远，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但重要的是，结构主义在长波的衰退和萧条期，即未来的20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适用期，这恰如在20世纪70年代理论界对长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说明这个框架的适用性，是因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探讨经济增长源动力的经济学，所以经济波动和结构变动就是其两条基本线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我们相信问题的核心在于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我们还能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按照康德拉基耶夫所揭示的人类行为规律，未来20年就是要洗去过去30年繁荣中的过度需求成分，探索未来新的经济动力源，从而为下一次繁荣进行准备。因此，探索动力源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启。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尤其将表现出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可能性，同时具备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原因在于，结构变动本身就分为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我们相信欧美国家在未来的中周期中只存在经济周期的结构性变动，而中国作为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自2008进入了我们所定义的走向成熟阶段，这将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大级别变动期，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是一个大级别的变化。所以，未来的机会更多将存在于结构变动中，而不是总量的变化中，这是一个投资逻辑的改变。按照我们对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1~2年内，市场对机会的认识和把握都不可能是前十年的重复，而是一个颠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理论，而不是结构主义经济学本身。根据我们2005年以来的实践，我们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波动中的必然，而认为政策或者流动性都属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