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关于我反复提出的在成熟阶段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政策在成熟阶段怎么重要都不为过。因为政策导向决定了中国工业化是成功还是停滞，所以，必须关注最核心的产业政策，如创新和节能环保政策、并购政策等。同时，必须关注基于分配改革的政策，我们实质上已经指出，政策的任何倾向都必须是朝着改变分配不均和福利化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在推测政策导向时的必要思维模式。

在经济政策方面，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依然是有效的，这是由中国的特定工业化阶段所决定的，只不过，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政策与长波衰退的关系，从而做出政策效果的必要修订而已。

在经历了上述过程之后，中国的经济可能将走向公司繁荣的经济，这种公司繁荣是来源于中国的资本积累程度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更的。虽然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地会发生在走向成熟阶段的后期，但是它的起点必然是从大型化和多样化开始的。

大型化、多样化与公司繁荣

我们提出的公司繁荣的命题，是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投资标的选择和投资策略脉络的一种思考，它不一定是2009年的全部，但是当从2009年展开。关于公司繁荣，是有别于行业繁荣的一种经济景象，行业繁荣是全行业蓬勃发展的一种业态，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能分享到行业成长的利润，比如我们起飞期的房地产和钢铁。而公司繁荣指的是在行业发展减速时期，个别公司突岀于同行其他公司获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公司并购、商业创新和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公司繁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下而上的概念，而是对未来的一种增长方式的理解，是一个微观主体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

大型化是公司繁荣的起点

工业化中期、经济危机、长波衰退、经济转型以及政府投资，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状态的认识，事实上，从经济史的角度看，1980年韩国进入工业化转折期，即走向成熟。纵观1980年后韩国公司繁荣时代的一些背景，我们可以概括为财政支出拉动，政府保护以及产业政策支持下的并购，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企业的繁荣过程，也同时是它们投入国际经济合作并在其中扎根的过程，也就是从引进外资转而向外发展的过程。

韩国经验表明，在经济转折期的大型经济刺激计划，并不是简单地刺激经济和资本市场这么简单，它将改变经济结构以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韩国情况来看，在经济面临巨大危险迫切需要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会给经济和国内的企业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经济整体下滑，会使得几乎所有行业都处在低迷之中，相当多的企业倒闭和停工。接着，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使得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到这项计划中来，由于这项计划并不是一年之内完成，所以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发展的长期资金，助其渡过经济危险时刻。但与此同时，其他倒闭的企业释放出的产能和市场有可能被这些存活下来的企业所占领。因此在这个危机时刻过去以后，大企业逐渐开始出现。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期定义为公司繁荣时代的起点。由此，公司繁荣的起点就是从大型化开始的。而多样化带来的中游繁荣，则更多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间企业与产业组织变更

香西泰在日本经济史中描述到：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是少数巨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大量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就是加工程度高。中村秀一郎教授通过确实的案例研究，将这些由以往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定名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的出现与经济的高速成长、产业组织的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60年代，日本主导行业的快速发展，加上政府较为宽松的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带动了子行业的繁荣。同时流通革命和技术革新引发中游膨胀，在个人消费多样化、个性化的助推下，部分具有创新精神和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生产的机会脱颖而岀，成长为独立于大型企业的新型企业。

20世纪60年代是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立制造所、东芝电气、丰田汽车、日产汽车等大企业，扶植多个承（转）包公司、零部件生产厂家，并通过企业间的交易维持交易产品高质量的时期。当然，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分化现象，有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有的则走向消亡。这种企业集团内外的竞争，导致了中小企业的更新换代，造就了有别于中小企业所固有的概念和形象，即敢于向技术革新积极挑战的“中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