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起飞期间利益分配矛盾朝着不同方向演进的结果。所以，就政策而言，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在走向成熟阶段，至少有三个政策是重要的。推动成熟产业的大型化、促进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改革分配制度并顺应大众的财富要求，是长期来看的最佳政策选择。而这里面居于核心的就是分配政策的改革，这也是走向成熟阶段的危险所在。所以，走向成熟阶段作为起飞与大众消费时代的衔接中的过渡阶段，对于工业化是否能够顺利向下一阶段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都市化与大众消费时代的准备

在走向成熟阶段，部分工业化的发达地区将已经开始经历大众消费时代的过程。而在罗斯托看来，美国在1910年之后，开始从走向成熟阶段向大众消费时代的过渡中，大都市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大都市化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方向，罗斯托认为，这些日益倾向于提供和享受消费品和服务的人口生活在什么地方呢？回答是不仅仅城市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多，而且城市郊区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在20世纪20年代，整个美国人口增加了16%,住在城市中心的增加了22%，但是住在卫星地区的人却增加了44%。所以，大都市化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提升内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大都市化起点也大致发生在走向成熟阶段，即1965-1970年。

日本的第二阶段出现大城市化倾向后，消费结构方面变化的主要特征有三：其一，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升速度加快，并呈现一般耐用消费品向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升级，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也不断加快；其二，必需消费品支出所占比例不断下滑，恩格尔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三，服务性消费支出随城市化进程加快保持快速上升。这就是大都市化对启动内需的原理所在。

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将在2010年至2011年，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始点，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快速重构也将随之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占比迅速提高的发展期基本结束。可以说中国也正处于类似于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二阶段后期，即伴随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小城镇人口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即将展开，实际上，这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阶段。

所以，关注中国对城市化的推进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增长模式的变化以及对于相关的产业选择具有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走向成熟阶段是对原有模式的改进

对于成熟阶段的特征，我们做如下总结。首先，它是一个经济扩散的阶段，是产业扩散与区域扩散的阶段，但是，扩散不是转折。这里面最根本的例证在于，投资和城市化的加速度依然处于高位，也就是增长的原动力依然存在，而这种状态将持续到成熟的完成。所以，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在对原有模式不断改变过程中的增长，但是首先，原有模式依然存在和有效。

所以，从产业的角度看，并不是原有模式中的重化工业已经走到了增速的拐点或者尽头，而是一个进一步在高速增长中提升效率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将迎来的是经济的大型化，这种大型化与其说是产业生命周期的原因，倒不是说资本的缘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企业繁荣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型化的繁荣。

而对于中游而言，这绝对是罗斯托所认为的走向成熟的必然方向，但是这种中游的多样化膨胀是与大型化相伴随的，所以，必将发生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未来的公司繁荣的本质是产业组织的变更，在我们讨论未来的中国的中游机会选择时，除了关注企业的成长之外，关于它为什么成长，可能理由会发生变化。

对于区域的扩散，这是中国未来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关注需要增加，但是，成长的前沿仍是工业化核心的东部地区，这就是我们在选择机会的时候也需要扩散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