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按照我们对主导产业的理解，房地产可能被近似地认为是一个具有极大关联性的主导产业，但是，成为主导产业的另一个必要的技术因素，是这一行业对尚未开发资源的利用（可能是中国以前较低的土地成本）。而低的成本就是有效需求的来源。所以，对于房地产而言，虽然其产业关联地位依然存在，但是就成本和有效需求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作为主导产业的地位将逐步衰减。实际上，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成本优势的丧失，也是起飞结束的标志。这也伴随着原有主导产业和补充性增长部门的最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主导产业的最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意味着起飞的终结。而在美国，1890—1900年以后铁路修建里程的下降也就意味着美国起飞的结束和走向成熟的开始。

工业化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经济现象，关于起飞的终结，也将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各领域。而这一点还要从起飞的本质说起。伯纳姆说，“无论在何处，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无论是由资本家还是人民代表来管理，都会是一个残忍和剥削的过程。”事实上，起飞的本质就是要求保证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和进行再投资。所以，起飞之后，社会的贫富分化将呈现加速的趋势。但是，按照罗斯托的观点，在走向成熟阶段之后，未来的大众消费时代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启动内需的过程中，起飞阶段的贫富分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约束作用。所以，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显现，是起飞完成的社会标志之一。

而在起飞完成的时候，由于资源约束和成本上升的问题，对原有增长模式的讨论和未来经济转型的探索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点。日本的1960，1965年开始接近起飞结束阶段，日本在1962年就在《经济白皮书》中提出了针对设备投资过热的转型论。而在经历了1965年的萧条后(我们认为其工业化程度类同于2008年的中国)，佐藤内阁就强调，“要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代替高速增长，把关心人放在第一位。”(《高速增长的时代》，香西泰)

不过除了转型之外，起飞的结束往往也存在着焕彩的另一面。香西泰在他的《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描述到：“1955年到1965年这个时期，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惊人的高速增长的时代……日本显示作为经济大国信心的活动连接不断……(1964年)10月1日，国有铁路的东海道新干线通车，列车时速达200公里……10月10日，在新干线通车以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了……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向国内外展示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就。”民族主义的抬头，是起飞完成的标志，也是走向成熟的选择性之一。

最后，中国起飞结束将在起飞萧条阶段之后走向成熟的理由可以总结如下：

(1) 实体经济领域。

◊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遭遇资源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于收敛。

◊城市化率接近45%,农村向城市人口的迁移减速，大都市化和城市化扩散展开。

◊起飞的主导产业的最高速增长阶段可能终结。

◊外需问题对工业国并非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中国相对重要。

(2) 社会领域。

◊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是起飞完成的标志，也是进入转折期的危险之一。

◊贫富分化是起飞的必然成果，但是却开始显现出负面作用。

◊民众的财富要求和福利要求提高，社会分配问题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开始显现。

◊针对原有模式的转型论出现。

(3) 是一个提供了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期，也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时期。

起飞萧条具有迅速复苏的特征

关于起飞的结束后将经历一次萧条，我们已经在2008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里面的例证是，日本在步入转折期之后，在1963年四季度开始经历了一年半的深幅调整，但是自1965年开始，经济开始迅速恢复，一年之后实际GDP回到原有水平。而在韩国的例证中，韩国工业化转折期在1980年，同样出现了季度数据的负增长。但是随后的复苏依然是非常强劲而迅速的。实际上，我们发现，韩国在1974年石油危机的时候虽然也出现了经济波动，但是比其1980年的经济萧条还是要温和得多。这也正说明了，相对于长波的衰退而言，工业国自身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是其经济走势的主导因素，而外部经济波动居于影响因素的次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