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动周期论 经济周期决定人生财富命运》 作 者：周金涛

从起飞到走向成熟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将经历的进程。他用一个经济史学家的归纳方法，将工业化进程分为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几个阶段。我们对这部著作的理解是，他对增长的五阶段论的分法，其核心在于以起飞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的描述。罗斯托自己在导论中承认，“增长阶段论是考察现代史中发展顺序的一个武断的和有局限的方法，而且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事实上，增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是描述现代化发展顺序的一致性，而且也同样要说明每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因此，我们自2005年以来使用工业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选择时，就不断地在梳理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不过，当2007年我们用该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拐点做出成功的判断之后，我们增加了对这个理论对中国当前适用性的认可度，这种适用性的基础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

起飞：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与新问题

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察中国2000年以来这轮中周期的典型特征，用罗斯托理论来观察，中国确实是在2000年进入了工业化起飞期，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在我看来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遵循了起飞准备、起飞的基本阶段特征。即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在1978年至2000年进行了以轻工业发展为主的起飞准备和原始积累，而自2000年开始步入经济起飞。

其二，具有起飞阶段的三个要素条件，即固定汇率，集权政治和贫富分化。

其三，具有典型的起飞主导产业，以及重化工业相关行业的发展。中国起飞的主导产业是房地产，同时也具备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的发展。

其四，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起飞中进行了以铁路为代表的工程和装备的技术积累。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至为重要。

其五，遵循了城市化加速、市场扩张以及交通发展的需求扩张规律。

上面这些经典的过程在工业化理论看来是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共性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非常经典的，而这一点可能也决定了罗斯托的工业化进程理论对中国未来的适用性。

当然，与早期英美德法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起飞的新特征在于其过高的经济对外依赖。表1给出了美国和日本工业化起飞期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相应的年均GNP增长率，美国工业化起飞的关键时期就在1869—1893年间的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其在起飞的主导产业铁路的带领下完成了美国工业化的关键起飞阶段。而在这一期间，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维持在12%-14%之间，其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也维持在5%~6%，而日本工业化起飞，即1955—1965年期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维持在21%,而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在8%~9%。以罗斯托理论看待的中国的工业化起飞实际上应该是从2000年算起的，其对外贸易的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国家，这是一个工业化起飞中的新问题。

进一步说，我们把在起飞期间中国与日本在对外依赖程度上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认为，中日对外依赖的程度不同，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当年，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超过日本。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中日参与国际化分工的方式不同，中国参与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的生产。而日本参与以产品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注重独立的品牌。我们认为，中国高度对外依赖的工业化起飞是对工业化理论的拓展。关于过渡对外依赖的工业化起飞的利弊是我们在运用工业化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必须注意的新问题。

上述论述是对本文的一个理论铺垫，了解了中国的工业化特征，就决定了中国将继续遵循工业化进程的共性规律，从而展开我们对中国将进入工业化起飞萧条期，进而步入走向成熟阶段的论述。而对中国工业化的高度对外依赖而言，我们认为可能给中国的转型带来正负两个影响。从负面的影响看，其一，对工业化转型中的创新要求而言，中国由于以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内生的创新动力明显缺乏。其二，对工业化转型中的大众财富要求而言,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加复杂化。当然，从正面的角度看，仅就日本的案例对比而言，外部需求可能减少转型停滞的可能，但也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