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 作 者：【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股市教授

刚开始的1974 年有30个参加者，很快就有超过3000名学生听了我的课。里面有口袋里只剩几毛的穷学生，也有刚好卖了公司不知道怎么处理那笔款项的千万富翁，有妓院的老板，也有教会的管理人员，有的甚至不止来一趟。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科斯托拉尼迷”存在，也有可能是他们有某种“股票瘾”吧。

这样的日子我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我所分析的政治跟经济基础正在逐渐改变，我的戏码也不是只有那么一丁点。有一次我和艾尔弗雷德·毕雷克(AlfredBiolek，德国公共电视台的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及节目制作人)在一个展览会上主持一个谈话节目，他在节目结束后用钦佩的语气对我说:“每天晚上我都问您同样的问题，但您的答案却没有一次相同。”

对于股市，我绝对没有任何秘诀，秘诀是银行家跟经纪人的事。对于那些愿意赚钱或赔钱的人，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但是我深信，跟着我学习的“学生”, 只要能够思考分析、坚持到底，而且不犹豫，他们就一定可以成功。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感谢信里的结论。

我也是个知名的“咖啡屋业余人士”，勿庸置疑，咖啡屋是股市交易者理想的非正式聚集处。我在世界各地的咖啡屋里都有固定的桌子，从巴黎、纽约、坎城到汉堡都有。在法兰克福或杜塞尔多夫某大银行的访客休息室里，在幕尼黑一家旅馆的地下室里，我甚至有“免费的”固定桌子。这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兼学生彼得·里格(Peter Riege)， 他是个公务员，但闲暇时他都在从事股市投资，具有相当的热情、理想和创造性。

彼得自己也有学生，他们也都不是职业的股市专家，这并不是说他们花在股市投资上的时间比经纪人或交易商要少。相反地，我认识两个瑞上的股市老手，其中一位是验光师，另一位在瑞 土餐饮界服务，我要感谢他们曾给我提供了一些相当宝贵的意见，今天他们都是相当成功的理财顾问，并且有广大的客户群。这正如同爱因斯坦所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在“免费的固定咖啡座”上， 不管形势是乐观或悲观，这个世界的命运总是被热烈地讨论并判断着。记者对我将那么多时间，耗在咖啡屋里感到十分困惑。我这么回答他们:“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我的专业工作，而不只是在交易所或书桌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思考。”

有时候我会被贴上“股市宗师”的标签，这个称呼我可从来没接受过，也从不需要。宗师的意思就跟教皇一样，说一就是一，没有争议的余地。尽管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还是难免犯错。一个有70年资历的“股市教授”的名衔，或许我还会接受。

有个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说我是“股市的拉尼奇”。现在马塞尔·莱希-拉尼奇(Marcel Reich- Ranicki，德国文坛中极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也被当成“教皇”(文学界)了， 人们对我们俩都有“无须争辩”的评价，我们都耽误了学术上的成就，也都被学校所敌视。但是拉尼奇还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评论，而我并不想知道有多少股市评论编辑或他们的眼线曾经出现在我的课堂里。

我的犹太遗产

当我在演讲时用到某些特定的字眼时，像“ 希特勒”、“犹太人”，特别是“奥斯维辛”，我就会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冷风袭来，感觉就像是有个黑暗中的魔鬼从房里走过。我当场就觉得我可能说了些什么蠢话或违背了某些禁忌，要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很槽糕的事情。那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讨论的议题是国库破产的利与弊，几个在场的“先知”预言说，德国马克马上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当场提出反对，德国的货币一向都只在吃了败仗后才会贬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弄垮德国之后。晚上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写道，我的头皮应该被拿来当灯罩。

这当然是特例，通常我只会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里偷偷说的，有些则是真实可信的。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上帝跟金钱的问题时，约翰侯爵跟他的邻座悄悄地说:“看看这个聪明的老犹太人会说些什么。”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从他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反犹太的怨念，反而听出了恭维的意思。我顶着个不怎么舒适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个老旧的时代,在那年代，匈牙利人听起来就好像是从外层空间来的。我还背着这个壳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四处闯荡。“从这个世界主义的老犹太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