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那个时候，美国炼糖公司控制了全国3/4 的食糖产量，拥有2500 万美元税后盈余，派发给股东的红利一直极为丰厚。不过，公司的未来因有不确定性而蒙上了阴影。

当时通常被称为"糖业托拉斯"的美国炼糖公司，与咖啡商阿巴柯尔兄弟公司(Arbuckle Brothers) 卷入一场商战，两家公司都在侵入对方的领域。

另一个让公司未来变得复杂的因素是，公司可能会遭到国会调查。当时粗糖根据从价关税进口。外界传言，这家糖业公司的进口粗糖被人为压低了进口价格。国会终于展开调查，发现公司受到的指控确实有些根据;糖业公司必须因此支付200万~300万美元未交税款。

不过，我买人糖业公司股票的时候，决定性问题还是在于关税。尤其是在农民当中，人们对"托拉斯"抱着相当大的对抗心理，并且这种敌对情绪己在人民党的宣传鼓动中反映出来。一个降低食糖进口关税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既然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便会使得国内的炼糖企业遭遇外来竞争，这家糖业公司的股价也就大幅下挫了。

参议院进行辩论之后，我认定参议院将赞成继续施行原有的关税征收，因为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会觉得关税对国内的甜菜种植者有利。这一直是糖业代表在华府主张的主要观点，最终这一观点占据了上风。当通过的法案实质上使关税税率保持不变时，美国炼糖公司的股价突然发力，迅速蹄升， 9 月初触及159 美元的高位。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利润不断增加，也就是说，随着这只股票不断上涨，我利用已赚到的钱买人更多的股票。等我把手中的股票清空，我获得的总利润大约是60000 美元，这让我成了自己眼中的克罗伊萨斯( Croesus) （克罗伊萨斯，古希腊财神。一一译者注） 。

赚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安妮·格里芬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开始她还不相信，老是说"这钱你赚得有多'快，赔得就有多快。"我向她保证"这次我要留着。"我告诉她当天晚上就去见她父亲，眼他说我们结婚的事。

格里芬先生非常客气地接待我，但对拒绝我们的婚事丝毫也没松动。他说，我是到他家来过的最叫人喜欢的年轻人，但我有我的宗教信仰，安妮有安妮的宗教信仰。他坚持认为，这种差异对我们的婚姻构成太大威胁，我们的婚姻不可能幸福。

我把这些话告诉安妮，但这并没有让她改变嫁给我的意愿。于是，我们把婚期定在1897 年10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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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糖业公司的股票套现之后，立即决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一个交易席位。买席位花了19 ∞0 美元。当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时，我记得她是多么开心、又以什么样的神态和语气告诉我"太棒了，你的前途会更好!"

当天晚上，母亲和我打单人纸牌。按照一种老式打法，我玩牌，母亲洗牌、发牌。大概刚刚玩好一局，哈迪进来了。此时已过了午夜。他和奈瑟索尔小姐就他续签合同的事讨论了很长时间，两人谈话并不愉快，闹得不欢而散。

为了帮他走出困境，我主动提出，要是他愿意安定下来，专心做交易，我就把自己在交易所的席位送给他。这时席位所有权还没放到我的名下。哈迪接受提议，从此结束了演艺生涯。

直到躺上床努力想睡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要是我当时掏出心来，把微微颤抖的心放在桌上，我现在也不相信那会比失去席位让我感到更加痛苦。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过了很久，最后认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除我的痛苦一一再给自己买个席位。

我和安妮结婚了，婚礼由理查德·范·霍恩(Richard Van Home) 博士、牧师阁下主持，他是格里芬先生的一个亲戚。霍恩、博士身材矮小，蓄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从外表和举止就可看出是个典型的牧师。婚礼开始之前，他告诉我，打算略去新教圣公会教徒婚礼仪式中提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那些地方。我感谢他考虑周到，尽力与我信仰的婚礼仪式相一致，但我告诉他，尽管放心，就我来说，他完全可以像他平常那样主持婚礼。

为了度蜜月，我们从从容容地旅行到华盛顿，然后坐船去切萨皮克湾边的老波因特康福特海仰。我坐船总是晕船，这次也晕了船。接着，我们南下到我出生的地方卡姆登镇。

我们回到纽约后，与我的父母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这时已在西70 大街51 号有了自己真正的家。后来，我们在西端大道345 号租了一个小住所，这地方宽不超过15 英尺。1899 年8 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贝尔出生，她生于父亲在新泽西度夏的小屋里。是父亲给她接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