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在提出给我合伙人身份之前，豪斯曼先生问我为什么觉得需要那么大的收入。我解释说自己想结婚。

当时正等着我的姑娘叫安妮·格里芬(Annie Griffen) 。我第一次见到她大约是在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我和一个叫戴弗·申克(Dave Schenck)的男孩走在一起，路过他继父开的一家旅馆，他跟两个非常迷人的姑娘说了话。戴弗告诉我，一个是路易斯·格温登小姐(Louise Guindon) ，另一个是他的表姐妹格里芬小姐。

我只瞥了一眼，就对那个身材高而苗条的格里芬小姐产生了好感。

我想方设法打听她和她家的情况。我发现，格里芬小姐和她的父母本杰明·格里芬夫妇住在一起。她家在西58 大街41 号，是一座褐石砌的房子，我每天去第六大道上班时，都会情绪高昂地路过那里。她父亲是一个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的孙辈，是纽约市立学院PBK 联谊会的会员。格里芬先生有个儿子在纽约市立学院读书，与我弟弟赫尔曼是同班同学。

格里芬先生从事玻璃进口生意，公司名叫霍恩·格里芬。范·霍恩家和格里芬家是表亲。格里芬夫人是猪油商人威尔考克斯(W. J. Wilcox) 的女儿，若干年前，我看到他家的大炼油厂被一场大火烧毁。格里芬家养了几匹马，还有一辆马车。

我探昕这些事，就是希望能找到什么办法结识这家人的女儿。这些信息，甚至包括我们的兄弟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这样的信息，似乎没一样让这个希望实现起来更容易点儿，我东打听西打听，得来的消息全都毫无用处。

一天，我正打格里芬家旁边经过，看到格里芬小姐走近了。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到她家门前台阶边，正好她也走到了。我举了举帽子，问道"请问您就是安妮·格里芬小姐吧?"

"不是!"她头一甩说道，扭头就上了台阶。

这可让我认识她延缓了好久，不过，最后戴弗安排我们通过他熟悉的格温登小姐相互认识了。

认识以后，我便经常登门拜访格里芬家。安妮的父亲反对我追求她，觉得我们俩之间存在的宗教差异将成为无法逾越的婚姻障碍，我们不可能幸福。幸运的是，格里芬夫人的反应倒是对我有利。

安妮和她母亲过去常在马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度过夏天，而格里芬先生就待在城里。我总是去匹兹菲尔德过周末。我们会去看望安妮的朋友，会去跳舞，不过多数时候，我们会一起骑着自行车跑得很远。

在城里，我每天去工作的路上都会经过格里芬家，安妮几乎总是在窗口朝我挥手。我们还有一套联络暗号。要是遮阳窗帘拉起来，就表示她父亲不在家，我可以过来待一会儿;要是遮阳窗帘拉下来，那我就继续走过去。

其他时候，安妮和我会在中央公园碰面。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我常常告诉她， 一旦我赚到钱，足以养活我们俩，我们就怎样把婚给结了。我们结婚的希望总是摇摆不定，头一天我那小打小闹的投机交易看起来做得挺顺手，结婚的希望就大了，到第二天，我们的希望随着行情不好又变得遥不可期。

1951 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 在中央公园里指给我看一块地方，想在那里建个凉亭，好让人们在亭子里下国际象棋和西洋跳棋。摩西问我是否愿意出钱建这亭子。我对那块地方看了一眼就表示同意。摩西感到吃惊，我怎么那么快便定了下来。我没告诉他，他选中的那块地正是安妮和我过去常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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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合伙人后第一年，公司净收入为48000 美元，我从中占了6000美元的份额。这远远超出我预想能赚到的钱，要是守住这笔钱，我们可能就可以结婚了，但我那时还在过度交易。当我发现一种投机方法根据自己的判断会有好结果时，我便倾囊而出，尽自己最大财力买人股票或是债券。行情总会突然掀起一些波动，一个浪头过来，我就被淹没了。只是在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后，我才学到不能太贪心而要始终保留一部分资本作为储备的教训 。要是早点学到这个教训，我就不会因一次又一次不名一文而遭受那么多次的痛心疾首了。

1897 年春天，也就是我作为豪斯曼公司合伙人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东拼西凑勉强凑齐几百美元，通过保证金交易买入100股美国炼糖公司(American Sugar Refining) 股票。这次交易标志着我在投机操作的方法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我对这家糖业公司的前景进行了彻底研究。你也许说我仍然在赌博，但这一次我是在对事实和资料做了精心分析之后，对这家公司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形成了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