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那个时候没有股票清算所。卖出的每一股股票都得在第二天下午2: 15以前送达。在交易街西北角的百老汇大街立着一幢楼，有好多层，里面挤满了经纪人事务所。我们男孩子跑上跑下送股票，脚步匆匆，擦身而过时发出衣物相碰的声音。我会把一捆股票递过出纳员的窗口，随手一放，大声叫道"给豪斯曼开支票。"接着又急忙冲出去给下一家送股票。

一天，把一些股票送到杰维特兄弟公司(Jewett Brothers) 之后，我去其他地方送了股票，又回来取杰维特公司给豪斯曼公司开具的支票。其他好些跑腿儿的正站在出纳员的窗口。当然，我比他们的个头高出许多。

"豪斯曼的支票在哪里?"我隔着站在前面的那些男孩子大声喊道。

里面没人应我，我又大叫"快点，出纳员先生，把豪斯曼的支票给我。"

出纳员从他那小笼子里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只是说"从凳子上下来。"

我回答"我没站在凳子上。"

他说"再对我无礼，出来给你几个耳光。"

"真的?"我回答说。

他开门走出来，身后跟着他们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出纳员看着6 英尺3 英寸高的我，上下打量，惊呼道"天哪!"

他们三人放声大笑，又回到了里面。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时，杰维特公司那两个合伙人偶尔还会对我喊道"从凳子上下来。"

就升职来说，我眼睛盯着的位子是记账员的工作。尽管为父亲的账目干过一些活儿，我还是决定上夜校，学习簿记和合同法的课程。即便是现在，我还能抱着一套很复杂的账簿，从账目中查出个所以然来，完全不用他人帮忙。

在科恩公司期间，我已经领略到，我们从事证券交易，掌握证券所属公司的信息非常重要。现在到了豪斯曼公司，我便开始定期阅读《金融年鉴》 (Financial Chronicle) 。我一得着机会，就拉过《普尔手册》 (Poor's Manual) 来阅读，使劲往脑子里塞进关于不同公司的各种信息。

真遗憾，那时候没有提供价值64000 美元的问题让人回答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否则我可能不费力气就赚到大钱了。我能一口气说出美国所有重要铁路的运行路线，以及它们的主要收人来源于运输哪些商品和物产。

我也不用查看地图册就知道，哪些铁路在全国的某个地方会受到干旱的影响、在另一个地方受到洪水的影响，哪些铁路因某个新矿的发现或者某个新居住地区的开辟而受到影响。

我的右耳没有毛病，我就用它来对身边人的谈话保持高度关注。我肯定变成了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因为与很多相识的颇为重要的人比起来，我对"街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不久，我便在那些跑腿儿的、小职员、最后是一些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当中有了名气，他们知道我是个随时可以提供很多有用信息的小伙子。我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信息，也让我引起一些地位较高人士的注意，他们常常问我问题，而不是去查阅书籍寻找答案。

我与米德尔顿·斯库布雷德·巴里尔就是这样认识的;在股票市场投机中，他几乎是我知道的唯一能连续赚钱的非专业人士。年轻的巴里尔是约翰·巴里尔的儿子，他父亲的法律业务客户中就有范德比尔特家族，他本人在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他是豪斯曼公司的客户，在我们办公室时经常停下来问我一些问题，而不是翻看《金融年鉴》和《普尔手册》。

他们问我问题，既让我感到脸上有光，又对我有实际助益。这使我对于市场参与者所需信息有了更好的了解，也激发了我获取信息的热情。有时，巴里尔先生会请我吃午饭。我们坐在午餐吧前面的凳子上，在交易街西北角的新街上是老联合交易所，午餐吧就在交易所的地下室里。这种时候，我会点上烤牛肉和土豆泥，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在其他日子，我独自吃饭时，只买得起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啤酒。

在记忆里，我当时中午只能吃一份三明治，而其他跑腿儿的不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就是一些知名金融家的儿子，他们都能给自己点上一份丰厚的午餐，我常常为此感到一丝丝妒意。

正是通过巴里尔先生，我认识了詹姆斯·基恩，他身为投机家的水平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投机者都要高出一大截。而作为狂热的赛马爱好者，基恩自己拥有一匹马，这匹马后来叫做"多米诺"，他这时正准备让它在科尼艾兰参加比赛。他想给这匹马下注，同时又不希望因泄露赌注的来源破坏了赔率。巴里尔告诉基恩，认为我能替他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