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等到城里的时候，我已忘了离开朗布兰奇就是为了逃避那件丢脸的事。我去看表兄弟马科斯·海曼(Marcus Heyman) ，他正在贝尔维优学院(Bellevue College) 学医。我发现他和好几个年轻人像平常星期天一样准备打一天的扑克牌。我建议说，我们家房子正好空着，在那儿打牌挺好。我们在地下室正打着牌，马科斯突然跳起来，大叫"天哪!是贝尔姨妈!"

果然，母亲正踏着上面的台阶下来了。母亲走进房间时，我们已纷纷穿起外套、收拾扑克牌不想让她看到。在前一天晚上发生那次越轨行为之后，我想、母亲肯定会把我当做无可救药的赌徒不管我了。但是，看得出她什么也没注意到，她跑到我身边，伸出双臂一把抱住我。

"看到你真高兴!"她哭着说，"你天生敏感，我担心你会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但这让我更加爱她了。接着，她告诉我有个好消息要对我说。在来纽约的火车上，有人介绍她认识了朱利利斯·科恩(Julius A. Kohn) ，他是个退休的服装商人，现在已进入华尔街办了公司。科恩告诉母亲，他一直在找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得愿意从底层干起，并且愿意接受银行业务培训，就像这类年轻人在法兰克福接受培训一样。他想要的人还得思想严肃认真、为人值得信赖、工作刻苦努力，而且他还强调说，这人"不得有不良习惯" 。

母亲告诉他自己就认识他正在找的这种年轻人。

"他是谁?"科恩先生问道。

母亲想也没想我赌博的事，就回答说"我儿子，伯纳德。"

第二天，我拜访了科恩先生。他解释说，学徒在欧洲干很长时间都不给报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钱。他不准备给我支付任何薪水，但会尽力教我学做事情，如果我期望成为一个商人，这些事情是我应该熟悉的。我告知惠特尔-泰特姆公司我要离开了。这就是我首次进入华尔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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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雇主要求严格，但并非不友善。从一开始，这份工作就让我着迷，也提供了更多学做事情的激励，而在惠特尔-泰特姆公司我就没感到有那么大的积极性。

除了其他业务以外，科恩先生让我初次了解到套利交易的复杂细节。比如说，同一只证券，可能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报价稍有差异，例如，在纽约、布恩斯伯勒、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就可能有点不同。假定在阿姆斯特丹买人在波士顿卖出，或者在布恩斯伯勒买人在纽约卖出，便可以赚得一笔套利收益。

尽管我是办公室小职员，又兼做跑腿的事，但我被给予了机会，可以做以不同外币进行套利交易的计算。这要求对不同国家的货币进行计算时头脑敏捷，因为汇率哪怕出现一点点差异，也可能意味着赚不赚钱。通过实践，我教会自己几乎能在一瞬间根据需要把一笔金额由荷兰盾换算成英镑、由英镑换算成法郎、由法郎换算成美元、由美元换算成马克等。后来事实证明，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凡尔赛和会期间是一个明显优势，这时我不得不处理很多棘手的国际经济问题。

公司也买卖新的铁路债券。铁路重组时，会发行新债券取代老债券。如果重组后的铁路资产收益表现令人满意，那么新债券的卖价最终会比老债券高得多。有新债券发行以替代老债券时，通过买人老债券卖出新债券，便可以获得利润。当然，要是重组没有正式通过，债券砸在手上，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样一来，即使身为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我也亲眼目睹了套利交易、外汇买卖、资产重组以及投机交易。记录这些操作的账簿成了我最爱看的东西。我似乎对这些交易有着天生的学习能力。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因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成为积极从事套利操作的主要交易人之一而享有了声誉。

我来到科恩先生身边之后不久，他就给我发工资了，周薪3 美元。那年夏天，父亲在少年时移居美国35 年之后第一次去欧洲。赫尔曼叔叔、母亲和我们几个男孩子到汉堡船务公司的哥伦比亚号上给父亲送行。我一直是赫尔曼叔叔最喜爱的人之一，他问父亲"何不带上伯尼（伯尼是对伯纳德的昵称。一一译者注）一起去呢?"

父亲说，只要我能赶回家收拾行李并及时赶回船上，就愿意让我一起去。当时夜已很深，有轨电车也跑得少了，但我还是赶回家又及时上了船。我被安排在一个小船舱里，与3 个古巴人在一起。我们4 个人一上来就晕船， 一路晕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