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授是政治经济系的乔治·纽科姆。他戴着金边眼睛，看上去像个老派英国人。他说话音量不大却很尖利，为了让声音好昕些，便把糖含在嘴里吮，他常说"想下棋的先生可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希望听我讲课的先生可以在前面就座。"

我虽然也会下棋，但总是坐在前面，很少错过这位教授讲的内容。我后来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从他这儿学到的东西。纽科姆教授要是还活着，绝不会赞成当今流行的一些经济理论。他坚持向我们灌输供求法则，教我们信赖这一法则。正是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昕到这样的话：

"当价格上升时，会出现两个过程一一产量增加、消费下降。结果，价格会逐渐回落。如果价格降得太低，又有两个过程产生一一人们不愿意继续亏本生产，从而导致产量减少；另一过程便是消费增加。二者的合力往往会建立起正常的供求平衡。"

10 年之后，因记住了这些话，我变得富有了。

纽科姆教授不仅教政治经济学，还教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一一都在一门课程中讲授。今天，这些科目恐怕要支离开来，由好几位教授承担了。我相信，这些科目全由同一个人讲授会让学生获得相当多的好处。太多太多的教育者似乎已忘记，除非把这些科目当做整体的一部分放在一起思考，否则教不出好的经济学、好的政治学、好的伦理学和好的逻辑学。

一般说来，经济学在大学里都教得糟糕。随着过度专门训练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趋势:误把获得信息当做接受教育，由此造就了"考试专家"，而这些"考试专家"因填鸭式教学脑子里只是塞满了有用的细节，对于如何思考，并未受到训练。

我还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再作为所有学生必学科目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在纽约市立学院，我阅读了大部分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著作的原文，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谈。学了这两门语言之后，我感到能理解和欣赏我们文明背后的文化背景;如果不学习这两门语言，我便无法得到这样的感受。

波罗伊·米切尔(Purroy Mitchell) 市长在位期间，我是纽约市立学院的一名理事，学院启动一次变革，要变成一个工业学校。一天，所有理事被召集到市政厅与市长座谈。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留在华尔街的一次股票操作，我凝望着窗外，突然听到有人说"第一步就是要废除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

我坐在椅子上猛然旋过身来，问道"怎么回事?"

有人给我解释了。

我接着开始发言。有个人试图叫我不要说话，我就是不肯停下来。我争辩说，一种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你往自己脑子里储存的事实资料，而在于你获得的思想训练，在于你因认识过去的伟大思想而获得的关于生命的一般哲学。教育应该为学生拓展能引起脑力思索兴趣的视野。倘若剥夺纽约市立学院学生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那将令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一贫如洗。

我猜想，参加会议的人谁也不会料到一个整天忙于赚钱的人竟然如此声言表示反对。不管怎样，我的发言阻止了将纽约市立学院变成工业学院的计划。在对待所有使课程"自由化"的提案方面，我到头来也都成了所有理事中"最反动"的人。我甚至还反对引人选修制度，坚持主张不受欢迎的课程对年轻人反而有好处，因为那些课程具有磨炼思想的价值。在生活中，我们并非总是在做我们自己希望做的事情，但选修制度就像火车的机车碾过我的心头。

如果现在还是学院理事，我会据理力争，要砍掉"快餐"课程，让"那两门死语言"恢复其往日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个"老派"的小教育实践，就是让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发表正式演说。这种做法在我的学生时代非常盛行，现在也可以复兴，让学生获得相当多的益处。

每天早晨，我们排成纵队，全校师生大集合。亚历山大·斯蒂沃特·韦伯(Alexander Stewart Webb) 将军是学院院长，他总会先给我们涌读《圣经》上的文章，以此开启师生大会。然后，就有一名大二学生爬上讲台，发表一次"严肃讲话"一一就是背诵诗歌或散文;紧跟着一名大三学生和一名毕业班学生会发表他们为此场合撰写的"正式演讲" 。

我大二第一次发表"严肃讲话"时，惊恐万状， 恐慌的心情几乎与遭遇"啊-嘟哆儿-帖"突发事件时完全一样。大三时，为了发表正式演讲，我特意穿了一条不同颜色条纹相间的裤子和一件带马甲的黑色外套。我爬上讲台，首先向韦伯院长鞠一躬，再向全体老师鞠一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双膝一直战栗不止，心里像在撞鹿。有些学生做鬼脸、打滑稽的手势，就是想逗你发笑，要保持镇静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