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这些攻击对我的伤害，绝没有我的孩子遭遇歧视对我的伤害大。我的两个女儿是在她们的母亲信仰新教圣公会的环境中长大的。然而，她们被拒绝人学她们的母亲曾上过的同一所舞蹈学校。即使在新教教堂的牧师干预时，她们还是被好几个私立女子学校拒之门外。

要给我的孩子解释她们为何遭遇这些无理的歧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让这些事情令她们感到愤恨和挫折，反而告诉她们应把这些歧视当做鞭策，使自己付出努力，获得更多成就一一这就是我如何解决偏见这一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我叫孩子们不要让某些美国人的狭隘心胸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国家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些人很有智慧。当他们要界定自己设想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时，他们慎重其词，写下了一一"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不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追求" 。他们没有做出乌托邦式的承诺。他们只承诺给予人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

要是能通过铲除偏见和偏执的立法，那该有多好啊!但人类的秉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在对种族和宗教的理解上要取得进步，关键在于承认个体努力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就。

美国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一一这遗产就是美国一一正是给予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没有哪种形式的政府可以给予我们更多。只要这种遗产仍然在我们手中，随着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地因自己的价值被认可，我们将继续朝着更好地理解宗教和种族这一方向取得进步。

 

第5章 大学时代

我到纽约市立学院(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读大学时只有14 岁。我该补充一句，这并不说明在我本人方面有任何特殊的早熟。这只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公立高中，如果你符合大学的入学要求，就可以从文法学校毕业后直接去读大学。

我一心想上耶鲁。为了支付学费把大学读下来，我计划靠打工做侍应生贴补一些大学费用。但母亲觉得我年纪太小离不开家。

纽约市立学院当时简称为CCNY，现在也是这样叫的，它坐落于23 大街与列克星敦大道交界的地方。那栋旧学院大楼已经拆除很久了，但学校里的工商和公共管理学院还在原址上。我们家当时住在东60 大街49 号，在通常情况下，我上学往返要走40 多个街区。

我一周有25 美分零用钱，步行上学每天可添加10 美分零用钱。我读到毕业班的时候，父亲将零花钱提到50 美分。但有一天早晨我步行去学院绝不是为了省下10 美分的钱一一而是因为这一天遭遇了1888 年那场著名的暴风雪。街上有轨电车都不跑了，我也只能走着去学校。我在第三大道东1 号下面艰难地踩过大堆大堆的积雪，从这里走过去很能躲避一些暴风雪。那天到校的学生和老师都不多。

我总是从家里带上午饭；大学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会穿父亲不穿了的衣服。这时候，我的个子蹭蹭地往上长，好像我吞食了长成杰克豆杆的豌豆一样。不久，我的腿就长得很长，穿不了父亲的裤子，但母亲还是把他的外套改了给我穿。

CCNY 当时与现在一样，是一所男孩子想接受教育便能免费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我们不交学费，还能发到书籍和笔记本，甚至还有铅笔。作为对免费接受教育的回报，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入学要求很高；平时的学业标准也很严格，每学期学校举行两次考试，跟不上的人就要被退学。

我上的班约有300 人，尽管辍学的人有很多是因为经济缘故，而不是因为课业不过关，最后只有50 人毕了业。

很多男孩子课后都去打工。加诺·杜恩(Gano Dunn) 后来做了电气工程师，获得的荣誉多得可以填满一页纸。他一边在公园大道宾馆做晚间电报员， 一边读完大学，还供养了寡居的母亲。我替父亲保管书籍，并为他负责收账的事务。

起先，我注册学习的是科学教育课程，这门课程强调学习理科的各个学科和现代语言。然而，不久我便转学古典教育课程，这门课程则注重对古典语言的学习；我不得不雇请一位家庭教师帮我迎头赶上。

大学里的全部科目在5 年里学完一一第一学年或者说预科班学的是高中内容，作为过度好学习更高领域里的知识。学院里没有"快餐"课程，实际上也没有选修制度。

在公立学校，我是以班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的，但在大学里，我基本上把自己的机会都浪费了。我学得最糟糕的科目是绘画和科学。关于化学课，我唯一的记忆是，把一些硫酸调制成一种臭不可闻的东西，还把那东西倒进另一个学生的口袋。那些叫"某某学"的科目一一生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等一一是由威廉·斯特拉福德教授上的，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1 英寸=0. 0254 米。)五官英俊标致，蓄着一溜金色小胡子。我觉得他偏心眼儿，只对有些学生好，而我不在其中。我对斯特拉福德极为不满，以至于他一向我提问，我本来可能还知道的那点儿知识就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