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作 者：伯纳德·巴鲁克

在卡姆登镇，我们只是在天气不好非穿不可的时候才穿鞋子，或是在犹太教星期六安息日才穿。当然，在纽约，我们每天都得穿，这常常使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的人行道可没有卡姆登镇周围的树林好走。

关于这座大城市的其他最初印象，我现在仍能想起一些：看到高架火车的蒸汽机车扑哧扑哧地喷着烟呼啸而过，我感到莫名诧异;看到水从龙头里涌出流进厨房洗涤槽或是大盆里，我觉得非常神奇。纽约有一样让人挺高兴，我们不必像在南方那样为了洗澡得从井里担水。

我现在不知道，要是没有哈迪做出衷心拥护这座城市的样子，我如何才能受得了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什么也不能让哈迪气馁，他蹬人(像走在不知深浅的水里)这座令人畏难的大城市，仿佛它只是另一个身材高大、不好对付的男孩，这家伙正寻衅着要跟他打架。

与卡姆登镇宽敞的家比起来，我们租住的公寓显得逼仄不堪。父亲在西57 大街144 号租下一座四层褐石公寓楼的顶楼两个房间。母亲、父亲、赫尔曼和塞林共用一间，哈迪和我用另一间。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里，我们总是靠着墙挤成一团，那堵墙的背后是一座暖烘烘的烟囱。

我们在寄居的地方吃饭。几年之后，我对歌舞杂耍表演颇有几分痴迷，看到一些滑稽演员，听到他们说的一些笑话，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捧腹大笑。但听到有人就寄居公寓里发生的事讲笑话，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一听到这种笑话，我就想起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

我们的女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过得舒适。她的名字，也不知叫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一一在我那个年纪，区分不区分似乎不太重要。不过，我确实记得，她是一个身量粗大的女人，前额吊着一缕卷发。她渐渐喜欢上了我们几个男孩子。桌上总摆着葡萄干和水果，她还常常利落地把糖果塞进我们的口袋里。她的友善和厚待，在一段时间里对于缓和我们所有人焦虑不安的心境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到纽约后不久，父亲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他生病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医生告诉他来日元多了。起初他还一时冲动要回南方去。幸好又看了一位医生，就是术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卢米斯(Al企ed Loomis) ,他诊断父亲的病因是担忧能否在纽约立得住脚招致消化不良。多了一些病人找父亲看病后，他的苦楚立即消失了。

在这期间，母亲安排我们上公立69 学校，当时学校位于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54 大街。校长是马休·艾尔格斯(Mathew Elgas) ，想起他，我心里就会涌出一股温情。他亲自护送我去见老师一一这是我最愉快的记忆之一。凯瑟琳·德福罗·布莱克(Katherine Devereux Blake) 是老师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那样帮助我克服了纽约在我心中搅起的困惑。在我的记忆里，她说的话是"伯纳德，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其他男孩子认识你肯定也很开心。"

她让我坐在教室前面，然后好像就不注意我了。但在正午她问道:"哪位男孩子主动一下，放学后带伯纳德回家，上学接他一道来，直到他认识来回的路?"当天放学时，她同样又问了一遍。一个名叫克莱伦斯·豪斯曼的胖乎乎男孩很快就自告奋勇要接送我。14 年之后，我在华尔街成了他的一个合伙人。

凯瑟琳给了我平生第一个奖品。那是一本《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它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房里，上面记着题词"奖给具有绅士风度、综合表现优异的伯纳德·巴鲁克。1881 年6 月。"

我与凯瑟琳联系不断，她1950 年去世时，我还在约翰·海尼斯·霍尔姆斯社区教堂为她致了一份悼词。每每想到她，我元不感到社会普遍对学校老师是多么的缺乏感激之情。

正是我们的老师一一尤其是那些教育年幼者的老师，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国民性和良知。我们仍将依靠他们给未来的后代培养端庄正派之心和各尽其能的毅力。然而，记得就在不久前我还读到， 一群高中生投票所做的选择表明教书是他们最不愿进入的职业。

支付给教师的工资应能让他们过上舒适生活。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公开获得荣誉。我一直极力主张每年应给最受之无愧的老师颁发"奥斯卡奖" 。类似这种有形的荣誉，毫无疑问与定期授予男女演员、作家、球类运动员以及其他众多人的奖项一样恰如其分、适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