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师级的交易高手，70年代曾为国操盘赚500万美金

 

如果罗伊·泰勒说：“我会买进。”

 

我就跟风买进，这种方法四次有三次都奏效。我会在当日选取我认为有良好直觉和最佳判断力的人，然后支持他。

 

我从不看，也不相信图表，图表对我来说就像解剖学报告只是事后孔明。

 

没有图表能预测未来，这只不过是交易员用来引诱更多炮灰投入交易市场的众多武器之一。

 

一切统计资料尽在脑中，并且不断更新。

 

当台风弗洛拉袭击古巴时，我运用智慧去推测市场反应。

 

你不能在大家买入时跟着买，也不能等大家都抛售时才出货。你必须比别人走快两三步，快一步都还不够。

 

我也得益于英国的阶级制度：英籍交易员彼此间从不作沟通。

 

他们都是资深交易员’是糖业终端协会( Sugar Terminal Association))的正式会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准会员。这五六家公司的顶级交易员能掌握市场上最新丶最快的资讯，而我只能滞后两个小时才得到。如果他们之间能有充分沟通，我就玩完了。幸好他们鲜有交流。

 

如果某人毕业于牛津某院系，而另一人来自牛津较次级的院系，或者来自剑桥或诺丁汉，那这他们之间便会互不理睬了。但由于我不从属任何体系，反而能跟他们所有人交流。

 

有一次我去戈洛杰茨公司，听到他们说无法卖出波兰的一批糖。我马上乘电梯下楼，赶到马路对面的德雷克公司，把糖卖给了他们，一吨赚了一英镑。结果皆大欢喜。

 

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

 

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若错算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1963年，伦敦也有其他亚洲地区来的商人，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像我这么勤奋。

 

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都汇集于伦敦，但他们的交易员就如机轮上的小齿轮，就连他们在伦敦或东京总部的管理层也看轻他们。

 

日本无疑是个贸易大国，但大公司里的职员却不精通商品交易。他们把生意都交给有关联的日本公司，或带他们外出享用美酒佳肴的人，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

 

在商品交易中，亏损的痛楚让人痛入心腑。相反，大额盈利所带来的狂喜就如香槟上头般兴奋。所以交易者必须投入自己的资金才会用心。

 

而日本资金的拥有者是银行，由一个极大的官僚架构来操控。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看法。

 

我相信日本也有优秀的交易商，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04  生逢其时

 

回到1960和1970年代，海洋里都处是鱼儿，鲨鱼偶有两条。对我而言，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简直是轻而易举。

 

至今，尽管市场变化不大，但鲨鱼却多了很多。有时，海里小鱼好像已所余无几，有的只是鲨鱼。

 

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工科的荣誉毕业生，也有博士生不断努力地优化规则系统，我对这些全然不懂。

 

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资讯传播速度，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条离水之鱼，难以生存。

 

我的成功并不是依靠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