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员故事】：中国最早女外汇交易员到世界最高市值银行家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自己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领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自己的领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澈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个人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领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领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会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拔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需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结果偏离得太远。她表示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不断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则顺其自然。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需要克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人际能力，或曰沟通能力，因为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问题的历练。
 
对这种成见，王丽丽不以为然。在王丽丽看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底线还是“做人”，“(有效地行使领导力)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辩才无碍、长袖善舞。原则只有一条，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人嘛，要学会‘舍得’，该吃亏时就得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丽丽认为，做领导，首先自己的业务要强、要精，这是基础。达到一定层次后，还要有战略思维。“在中国银行，我做过外汇基金部主任，做过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做过风险管理部老总；在工商银行，我分管公司业务部达6年之久，此外，资产负债、法律事务、改革方案，我都做过。好像银行业务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猎。而且，我在若干国际组织长期任职，懂得在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战略思考。你说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王丽丽又是如何行使领导力的呢？
 
“对于我分管的部门，我都会事无巨细地告诉相关人员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遵循什么步骤、程序，一个月后要做什么、一年后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节点上应该向我汇报什么，等等。我的所有批示都很具体。有一段时间，每周我会给我分管的所有部门主管发一个督办单，这样，即便相关人员自己忘记了，我也都记得。这种做法后来虽然取消了，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如果布置的工作没有及时完成，还是一样督办。”
 
王丽丽回忆着参加APEC峰会时的情景，脸上洋溢着幸福、陶醉的光彩。任职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已历10年，王丽丽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及APEC世界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
 
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纵横捭阖，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这样的经历颇富挑战性。“在那种场合，你需要将国家利益的大背景时时刻刻装在脑子里。没有人能够设想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告诉你遇到什么情况时要怎样应对。”
 
比如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王丽丽讲了两个小故事。
 
一是2001年的上海会议。本来会前的默契是，中国台湾只能派“次长”级官员参会，但那次他们却派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李远哲找到王丽丽，希望通过她传递一个信息—在关于中国台北代表级别的问题上，“两岸各退一步”。“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这是王丽丽的回答。
 
二是在2006年的河内会议上，中国台北代表打算在对话中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王丽丽决定阻止他。这个代表一直推托有事，避而不见，王丽丽就等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里，一直等到午夜，终于等到这位代表，并同他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半，最终说服了对方。“国家利益当前一定要强硬”，王丽丽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