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员故事】：中国最早女外汇交易员到世界最高市值银行家

 
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新鲜感与挑战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领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
 
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民西敏寺(National Westminster，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允许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还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起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如果被领导抓住，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同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业务”，因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储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习惯了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
 
对王丽丽而言，为借款而展开的频繁谈判，是接触和学习当时国际金融创新前沿的大好机遇。“他们究竟如何能将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动利率，将利率降到LIBOR(伦敦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还能有钱赚？如果我借了这笔钱，转手在货币市场上以LIBOR贷出，立刻就能赚到钱。当时感觉‘这太神奇了’，我的兴奋点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不厌其烦地问对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从中了解到如何利用衍生品、票据之类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区不同的税收政策，造出复杂、精妙的模型”，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界，可谓闻所未闻。“你说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处，由不得你不感兴趣，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学习。”谈及此，王丽丽的双眸绽放出兴奋的光彩，而后她又不忘补上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擅长创新的，不像一般说的所谓女性在金融界会更‘稳健’什么的。”言罢，又是爽朗一笑。
 
“创新是一个银行的生命力所在，在我分管的业务中，我一定要不断创新，不要沉闷，要大家都有一种兴奋感、成就感、满足感，感觉自己对银行有贡献，对社会有意义，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王丽丽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