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员故事】：中国最早女外汇交易员到世界最高市值银行家

“交易室有电影院那么大，800多名交易员坐在其中忙碌。我走进门，他们齐刷刷地回头看着我。这时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女性也没有。” 那是1979年的伦敦金融城，当时英国四大银行之一米兰银行的交易室(Midland Bank，现已并入汇丰控股)。
 
王丽丽回忆着自己最早结缘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伦敦金融城，她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汇交易员之一。而那时，即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员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业务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业务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领导，大概只有我一个”，王丽丽言下不无自豪。
 
虽然她已不再直接从事交易，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那种出色交易员特有的敏锐思维。王丽丽说：“我会经常去交易室，观察交易员在电脑上一步一步地操作，发现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也会时常提醒交易员，要真正出类拔萃，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终端的大屏幕，还要关注国外网站上的最新消息，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关注美国国会在讨论什么，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出台什么法案，等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市场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上，赫然摊着一摞打开的“淡三文鱼色”的印刷品，正是号称国际银行家们每日必读的《金融时报》——“除了在英国留学时负担起来实在有些困难，这是30年来我几乎每天必读的”。
 
自2001年从中国银行加盟中国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以来，用王丽丽自己的说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带了一支队伍，做了一点贡献，干了一些事情，学了一些知识”。
 
当时，工商银行国际业务很少，国际结算量才1600多亿美元左右，现在则是7700亿，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时，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寥寥无几，而王丽丽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将交易室迁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伦敦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资金融机构首次在境外设立银行。此外，他们还建起了外派国际人才库，加大培训力度，为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储备更多人才。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工商银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银行。
 
王丽丽有着异常丰富、自如、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流露出一种你通常并不会预期能在女性身上发现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豪气，或者照她自己的说法，有点“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么都忘不了”；而处理个人事务时，“总是丢三落四”。
 
在描述自己30余年的从业经历时，王丽丽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挑战”、“有趣”或“有意思”。她的目光中透着成功人士特有的自信、机智与穿透力，但并无侵略性，加之经常会爽朗地笑出声来，让人忍不住去想象她在不同的舞台上——从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大厅，到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总部大楼，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商会(ICC)和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现身那些或高调或私密的会议，所展现的风采。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数学系统设计，痴迷于那种纯粹的智力挑战所带来的乐趣。”王丽丽这样描述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满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业务局—亦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领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现的周密审查，因为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